胡伟民，胡伟民的人物简介

1，胡伟民的人物简介

胡伟民（1932－1989），话剧导演。江苏常熟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历任上海戏剧学院教员、上海青年话剧团导演、中国剧协第四届理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导演话剧《秦王李世民》、越剧《第十二夜》等。著有《导演的自我超越》。余秋雨先生在《借我一生》中提及，胡伟民赠书给他，扉页题了句话：“请不断的鞭打我,让我始终感到疼痛。”而正是胡伟民导演的去世，使秋雨先生重新考虑自己的取向，而最终放弃院长职务，走向文化，走向苦旅。

胡伟民的人物简介

2，上戏出过哪些明星

戏剧影视表演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姜瑞佳、刘小锋、胡歌、袁弘、万茜、何建泽、韩雪、孙飞虎、李志舆、祝希娟、钱枫、焦晃、赵有亮、潘虹、奚美娟、李幼斌、刘宝寅、王洛勇、李媛媛、陈红、郭冬临、盖丽丽、王一楠、薛佳凝、罗海琼、朱泳腾、刘晓虎、尹铸胜、陆毅、鲍蕾、于和伟、周杰、傅冲、任泉、李冰冰、李钰、聂远、佟大为、冯绍峰、任重、孙晨耀、小宋佳、姚芊羽、马伊俐(即马伊琍）、郝蕾、施大生、徐峥、钱芳、郑恺、王亚楠、任程伟、保剑锋、杨旻娜、孙逊、海陆、李佳璘、李念、陈亦然(原名：陈蓉）、肖涵、娄艺潇、王传君、陈赫、赵霁、李金铭、金世佳、高云翔、蒲巴甲、童唯佳、严宽、萨日娜、沈晓海、王茜华、李立、张峻宁等；戏剧影视编剧方面的代表人物有：余秋雨、沙叶新、荣广润、李小林、孙惠柱、赵耀明、罗怀臻、谢柏梁、班会文、陆军、于东田、李婴宁、曹路生、张献、李胜英、喻荣军等；导演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苏乐慈、熊源伟、蒋维国、卓鉴清、陈明正、胡伟民、徐企平、谷亦安、李建平、郭小男、卢昂、陈加林、王延松、周小倩、郑大圣、周可等广播电视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张仲年、周野芒、叶蕾、尹大为等舞美设计方面的代表人物：周本义、胡妙胜、金长烈、韩生、伊天夫、韩立勋、李建群等；在美术方面有旅美艺术家：吕振环、蔡国强等；电视主持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和晶、陈蓉、董卿、周瑾、吉雪萍、王梓、程雷、黄浩、潘岩（豆豆）等，新秀朱帧、司雯嘉；戏曲演员代表有：蔡正仁、梁谷音、岳美缇、张洵澎、计镇华、杨春霞、张静娴、史敏、王佩瑜等；舞蹈演员代表有：凌桂明、石钟琴、茅惠芳、汪齐凤、杨新华、辛丽丽、黄豆豆、谭元元、范晓枫、孙慎逸、方仲静、姚伟等。

上戏出过哪些明星

3，胡伟民的人物经历

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十大戏剧导演大师》一书中，胡伟民的名字赫然在列。登陆上海戏剧学院网站时可以看到，胡伟民与余秋雨、沙叶新齐名，他是一位影响中国乃至世界戏剧的著名艺术家。上海戏剧学院为培养出这样的高材生而引以为豪。可惜的是：正当胡伟民风华正茂、果实累累的时候，这位艺术家却于1989年6月20日下午英年早逝，终年仅56岁。他带着未完成的戏剧理想，带着无数艺术构思，匆匆地走了，留给人们的是无尽惋惜和绵绵思念。 1932年7月22日，胡伟民出生在常熟横泾乡湖浜村的一个农民家庭。5岁那年，日本鬼子来了，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母亲带着胡伟民一波三折赶到上海，与做清洁工、茶房的父亲胡云龙团聚，从此一家人狠下决心：即使死也要死在一起。此后，他们开始了城市贫民的艰苦生活。在胡伟民小学读书时，因为战乱，学校时常关门，为了生计，胡伟民开始集邮。在邮票市场上，他竟也能获得微薄收入。他小小年纪对戏剧却十分喜爱，成为剧场的常客，为此常遭父亲的训斥。16岁那年，他最终违背了父亲的意愿，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国立戏剧学院，胡伟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他经常穿一件夹克衫，戴一顶鸭舌帽，一副落拓不羁的浪漫派头。实际上，他头脑里正在经历一场思想革命。解放前夕，他与同学们一起在“总统府”前演出活报剧《美国马戏团》，讽刺国民党要员的奴颜婢膝。在“四?一二死难烈士追悼会”上，胡伟民还发出了“十字架下你的坟，十字架上我的爱”的呐喊。1949年南京解放，胡伟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但他还是放不下戏剧，不久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在校期间，胡伟民与几个同学合作创作了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演后影响很大，获得了学院的奖励和部队的立功证书。校长熊佛西非常赏识胡伟民的戏剧才能，让他留校当了助教。1954年，22岁的胡伟民考取了留苏预备生去北京进修俄文。正当胡伟民满怀激情准备赴苏进修时，厄运悄悄地向他逼近了。在1955年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中，胡伟民被认作“受胡风思想影响严重的人”，被取消了去苏联留学的资格。接着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胡伟民因对肃反扩大化提了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从那时起，他离开上海，被遣送到北大荒，一去就是六载。在那些日子里，他天天去伐木、垦荒，用胡伟民的话说：“这些苦我都不怕，怕的是让我远离戏剧。”这位24岁的年轻人，常常在冰封的松花江上独自散步，他在思考人生，但面对茫茫荒原，他找不到答案。胡伟民终究没有垮掉。他在受磨难时，有位小战士期望有一天能看到他的戏；一位老将军嘱咐他：“你还年轻，千万别消沉！”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凄风苦雨中，他当时的未婚妻顾孟华毅然陪伴他一起来到了北大荒。结婚以后，夫妻俩依依相伴，患难与共。正是这人世间无价的情爱，使胡伟民从消沉中走了出来。他们把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北大荒，北大荒也回馈给他们爱情的结晶——两子一女。夫妇俩给这3个孩子分别取名雪桦、雪杨、雪莲。1964年，胡伟民和妻子、儿子一起被调到扬州文工团工作，他终于又回到戏剧舞台上来了。他在扬州工作期间，以近似疯狂的热情一连排了7个话剧，并开始接触各种剧种的演出。可他还没来不及施展他的才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胡伟民被逐出文工团，在一家花鸟商店当职工，他的才华被不断的政治运动三番五次地扼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为胡伟民改正了右派问题。不久，他被调到上海青年话剧团任导演，摆脱了22年的厄运，从此胡伟民真正扬起了戏剧理想的风帆。胡伟民到青年话剧团排的第一个戏是《神州风雷》。这戏别人已经演过，但胡伟民不重复别人，在写意上下工夫，大胆突破传统框式，给人以耳目一新。一位外国戏剧家说他没有想到在中国能看到导演构思如此新颖而大胆的演出。胡伟民又排出了《再见了，巴黎》、《肮脏的手》、《秦王李世民》等戏。他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一个戏一个样，一个比一个花样翻新。《秦王李世民》以一组自由移动的平台为支点，辅以一组自由升降的条幕，6个由演员扮演能开口的陶俑，类似希腊悲剧里的歌队，向观众评说千秋功过。《秦王李世民》一炮打响，胡伟民声名鹊起。当戏剧界争说《秦王李世民》的时候，另一部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又脱颖而出。1982年春，胡伟民应邀来北京参加由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的“京沪导演会议”。这次来北京，与20年前那一回的心情自然不一样。会议于4月21日在一家招待所开幕。大家刚坐定，一份《戏剧报》送到每位代表手里。这一期正好发表了姚芳藻写的一篇介绍胡伟民的长文，还配有他风度翩翩的照片。一下子，胡伟民就成了会场的焦点。胡伟民是第一小组的召集人，在组里第一个发言的就是胡伟民。两天后，第一个在联组台上发言的还是胡伟民。他有绝好的口才，而且音色柔和，富有磁性，说起话来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博得到会同志的一致喝彩。他与北京人艺导演林兆华在这次盛会上唱了主角，从此被中国戏剧界称为“南胡北林”。1983年春节刚过没几天，胡伟民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匆匆飞到西宁，因为那里正在赶排历史剧《三百年前》，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排练初步告毕。胡伟民在给北京同行朋友的信中说：“此剧的主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历史上台湾回归祖国的一段史实，阐明炎黄子孙一家，盛世要求统一的思想。”1986年4月，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在上海、北京同时举行。胡伟民是唯一能同时向戏剧节奉献两台莎剧的导演。于是出现了《新民晚报》记者李葵南描述的情景：“他在人民大舞台刚刚带领他导演的越剧《第十二夜》的演员们向观众谢过幕，又在深夜的南京路上踩着自行车赶到长江剧场，在那儿他执导的另一出名剧《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正临近尾声……”用中国戏剧搬演莎士比亚，是胡伟民的一大创举，继莎剧《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之后，他又导演了木偶剧《迷人的雪顿节》、桂剧《泥马泪》、越剧《第十二夜》、川剧《红楼惊梦》等，他的艺术表现才华和创作热情似火山一般的迸发出来。有位记者曾笑问胡伟民：“你怎么会承受如此重荷？”他说：“生命在于运动！”胡伟民也是横向联系最为广泛和频繁的导演。他不仅导话剧(这是他的本行)，导地方戏，还导电视剧，导木偶戏。他给上海木偶剧团导演的《迷人的雪顿节》，在中国开创了演员和木偶同台演出的先例。正如作家许国荣、童道明的文章中所说的：“单就这一点，就足以使胡伟民独步中国剧坛。”1985年之后，胡伟民做了两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一是自己执笔写了话剧剧本《傅雷与傅聪》，这个戏选用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的钢琴曲贯穿始终，可以说是个戏剧性的交响曲。二是接受广州市话剧团邀请担任该团艺术总监。这是一般艺术家不会做也不敢做的。胡伟民主张话剧要发展，要有超前意识，将东方的艺术精髓同西方的戏剧革新思想结合。他在排演滑稽剧《路灯下的宝贝》时，与笑星们幽默地说：“中国基督教有个三自革新委员会，我们也来个三自改革委员会，那就是：自设难题，自找麻烦，自讨苦吃。我来，很可能给你们闯个祸，我想搞的东西也许中国舞台上没见到过，说不定把滑稽剧搞得不伦不类，失败了，那就是苦海无边；成功了，当然其乐融融。”结果是非常成功的，演员们都伸出大拇指夸胡伟民：“服帖！”1989年，胡伟民作为中国戏剧家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变化中的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上，胡伟民在发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三个肖像——神、鬼、人》为题的演讲时，全场沸腾，出现了高潮。莫斯科电视台播出了胡伟民发言的特写镜头。会议期间，胡伟民还与国际超一流导演彼得·布鲁克、尤利·留比莫比共同探讨了对世界戏剧艺术的看法。 1989年那个炎热的夏天，胡伟民刚从戏剧学院匆匆出来，感到胸口堵得慌，并伴有阵痛。他慢慢地骑车朝不远的华山医院走。没想到，一进医院他就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站起来，也许他实在太累了。胡伟民因突发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他的逝世，在中国戏剧舞台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上海的同行说：“戏剧阵地一个举足轻重的指挥员蓦然消失，给上海戏剧力量的格局造成愈加剧烈的倾斜。”北京的同行说：“胡伟民的死，不仅仅是戏剧界的损失，也是我们民族的，甚至是世界戏剧舞台的损失，他的空缺一时很难补上。”远在美国、欧洲那些盛赞过胡伟民导演的艺术评论家、艺术家们，在吃惊之余，都感到无比惋惜。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在胡伟民的追悼会上沉痛地说：“我可能不会在上海戏剧界孤独地逗留，因为我的朋友胡伟民已经死了。”不久，余秋雨竟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胡伟民在上海戏剧界活跃了不足10年，导演的剧目竟多达40多个，这在中国戏剧界是十分少有的。胡伟民充满生气，生龙活虎的生活节奏和努力探索、勇于向上的进取精神获得了戏剧界的赞誉。他被推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中国艺术家艺术委员会委员、理事，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委员，登上了国家一级导演的宝座。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烈雄博士主编的《中国十大戏剧导演大师》一书，将胡伟民列入中国十大戏剧导演大师之一。他导演的话剧《真情假意》荣获1984年观摩演出导演奖和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导演奖；同年执导的电视剧《血红的杜鹃花》，荣获江苏省1985年度电视剧大奖；同年还获得上海文艺记者协会评选的花冠奖；1986年他导演的桂剧《泥马泪》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届剧展大奖和导演荣誉奖；同年还获得上海市文联颁发的戏剧评论奖、上海文学艺术奖。胡伟民知识渊博，兴趣广泛，1989年他发表了生平第一部著作《导演的自我超越》。在胡伟民逝世3周年之时，在美国的大儿子胡雪桦把他父亲的生前遗作话剧剧本《傅雷与傅聪》搬上了舞台，在美国再次引起轰动，美国新闻界报道了胡氏家族对戏剧艺术的卓越贡献。庆幸的是：胡伟民的3个儿女自幼酷爱影视艺术，大儿子胡雪桦在国内影视界小有名气，作品有《中国梦》、《中国孤儿》，后来赴美国留学深造。1993年，胡雪桦自编自导话剧《兰陵王》获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大奖，本人获导演荣誉奖。二儿子胡雪杨在国内拍片也不甘落后，他的处女作《童年往事》于1990年在美国荣获第十七届奥斯卡学院奖，这在国内尚属首次。他的第二部影片《留守女士》摘取了埃及金字塔大奖。之后，他又与哥哥合作完成了电影《淹没的青春》，由胡雪杨亲自出演男主角。1995年，胡雪杨来到家乡沙家浜镇拍摄电影《牵牛花》，最近，正在筹拍《上海1976》。他俩的妹妹胡雪莲同样是位电视艺术爱好者，她曾经准备报考导演系，但妈妈顾孟华对她说：“好啦！一家已有三个导演了，你别进去轧闹猛啦！”后来，胡雪莲改变主意，考入了复旦大学国际经济系，现已在美国一家公司当经济总裁。这正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杨公敏先生所说的：“沙家浜真是人杰地灵，不但出了部好戏《沙家浜》，而且还出了个中外闻名的导演世家。今年是导演胡伟民逝世20周年，如果他地下有知，看到这一切，也会含笑九泉了。

胡伟民的人物经历

4，两次被妻子抛下九年无戏可拍一生坎坷焦晃坦言我从未偷懒

1997年，胡玫改编了知名作家二月河的同名作品《雍正王朝》。其中，雍正的扮演者唐国强邀请了一名已经退休的话剧界的 “莎剧王子” 出演他的父亲“康熙一角”。这位“莎剧王子”，就是年逾花甲的焦晃。这不是焦晃第一次出演影视作品，但却是第一次，从话剧界真正地红到了影视界，落到无数粉丝的心坎上。这些话，是对焦晃所饰演的康熙帝最高的评价。一个演员被观众熟知的黄金年纪，应该是多少岁？ “出名要趁早”这样的话，仿佛在一些老戏骨身上，并不适用。早年的老戏骨，大多出身于话剧舞台界，阴错阳差踏入影视圈，似乎也是一种顺势而为的宿命。例如，同是出生于战乱的年代，同样话剧界翘楚的朱旭老爷子，就是54岁才开始接拍电影并名声大噪。而焦晃虽然早年偶尔有涉足影视，但却是花甲之年才真正名声大噪，比起朱旭老爷子，还晚了几年。在焦晃老师的作品中，曾出现过两个心痛的遗憾：一是，他以80岁的高龄参与拍摄的《北平无战事》，用了配音，因制作组，并未提前跟他商量，以至于他知道以后 “震惊心痛，寝食难安。” 对比于当下的“数字演员”在线表演，焦晃老师的“心痛”和认真，尤为珍贵。二是，他和同学辛苦耗费了2年的时间排演的毕业作品《钦差大臣》，因为特殊原因被毙了；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新中国的所有一切，都处于百废待兴的试探时期。中苏关系由最初的相互协助，慢慢变得紧张，甚至剑拔弩张。文艺界因此受到了不小的波动。焦晃老师的《钦差大臣》，便是这个时期的牺牲品。这是2009年话剧《钦差大臣》里的一幕。这部延宕了50年的毕业话剧作品，终于在国家大剧院公映。再演《钦差大臣》，焦晃老师早已不是那个原著中年约23岁的青年，而是年逾古稀的“老爷子”。一米多高的窗台，排练时，同剧的演员几次劝焦晃老师： “没必要真的上去”。但他不仅上去跟着排练一遍遍地跳了，半点不愿偷懒，更不喜有一丝的敷衍怠慢。焦晃出生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跟着父母一路南下，落地重庆。童年时期的他，本就是一个认真的孩子。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中国文艺话剧界的黄金时代。无数的戏剧大师，演艺界大腕都集中在重庆这么一个弹丸之地。其中就有陈白尘和宋之两人。陈白尘的《禁止小便》和宋之的《国家至上》无意中，便入了年仅8岁的焦晃的眼，对戏剧的喜爱，潜藏在他的内心深处。就差一个激活的时机。尤其是《国家至上》，他深刻记得，当时的舞台很简陋，观众却很活跃，主演张瑞芳梳着一根大辫子，幕布一开，她便打了一路拳。那时候，焦晃在重庆的一个小学插班，学校也组织话剧，老师欣赏他的帅气，又见他国语还行，推荐他在一个戏里，当上了男主角。只不过，字都还没认全的他，拿着剧本对台词，硬生生地将 “原谅她” 读成了 “原京她” 。惹来一阵哄笑之余，演戏初体验的美好，让他久久难以忘怀。可这，并没有完全将他对于戏剧的喜爱激发出来。一直到焦晃一家再次迁徙，落地上海之后，焦晃心里的戏剧种子，彻底生根发芽。那时候，焦晃仍是一口的京片子，帅气的外形，异于他人的口音，显得他极其扎眼。在一次朗诵课文中，焦晃无法用上海话朗读，于是用了北京话，没想到，获得了满堂彩。焦晃此刻算是真正地明白：美是具有感染力的。追求美，成了他一生所愿。在这一回的朗诵之后，焦晃被挖去学校戏剧社表演话剧，所谓文体不分家，除了在话剧上，开始有所追求，他在运动上，也不遑多让。而此时，他就已经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 1955年，上海戏剧学院（以下简称为上戏）发起招生，在同一年里，招生三次，雀屏中选的，却只有18个人。而早有准备的焦晃，就是其中一位。他都做了什么准备呢？首先是大量阅读，其次，是刻苦锻炼，保证自己的形体形象，当然，也许时不时还得跟自己的父亲辩一辩自己的艺术选择。焦晃的父亲焦树藩毕业于燕京大学，师从著名教育家司徒雷登，对于唯一的儿子未来，自然有不少寄望和期待。他一直觉得，文艺界动荡太多，有点事，动不动就拿文艺界开刀，因而希望他能去考理工科。奈何焦晃性子很倔，又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明白自己是偏感性的性格，数理化确实也学得不好。那就干脆点儿，坚持考上戏。焦晃是幸运的。作为上戏1959届的新生，就在他踏入学校的差不多时间里，一位列宁格勒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大约正大包小包地带着她的行李，远渡重洋，来到上戏开展为期两年的讲学课程。这位教授，被国人誉为 “中国艺术家的俄罗斯“妈妈”” ，叫康士坦丁诺夫娜?列普科夫斯卡娅，是影响焦晃一声戏剧观的启蒙人。作为苏联老大哥那边来指导讲学的人，上戏自然是重视至极的。原本，校方打算让列普科夫斯卡娅带一个师资进修班，但她却表示可以多带一个本科班。于是，幸运的焦晃，也成为了她的学生。第一节课，列普科夫斯卡娅便用了实践式的即兴教学方法，开启了他们接受表演教学的新世界。列普科夫斯卡娅上来就安排学生去木工房搬道具，一堆带着三角，方块等各种形状的木头，成了她们师生之间的见面礼。面对着一双双稚嫩，纯粹的眼睛，列普科夫斯卡娅严肃说道：那些日子，大约是焦晃最自在的一些年华了。他们往往早晨睁开眼睛，就处于“瞬间入戏”的状态。同学们随时随地随意的一个动作，都有可能成为他们表演的片段。也正是列普科夫斯卡娅的两年讲学，焦晃和一众同学的反应力，适应力，乃至想象力，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提升。 1957年，焦晃开始在真正排演的话剧《无事生非》里跑起了龙套。第二年，著名导演谢晋来了。为他的新电影《大风浪里的小故事》选角。焦晃被选中出演这部电影里第三个小故事《疾风劲草》的金浩一角，并以及完成了他的电影荧幕首秀。 1959年，焦晃辛苦筹备排练了2年之久的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因特殊原因被毙。在最好的年纪里，演最符合的角色，不得不说，焦晃的选戏眼光，同样也很独特。只不过，这部作品，终究没能成为他的毕业大作。毕业后的焦晃，被分配到了青年话剧团。和大多数演员一样，跑龙套，是他们必经的过程。可焦晃大约比别人幸运几分，因为，在他跑龙套的这些年里，有个志同道合，兴趣相投的陈姑娘陪着。只不过，爱情来的快，去的也快。婚后不久，还没等到他们浓情蜜意，白手相携的时候，长达十年的“运动”突然而至。不得不说，焦晃的父亲，确实是有远见的。从事文艺界的工作，确实比“理工科”多了几分被批判的风险。焦晃被迫上山下乡当知青了，下乡前，不能一起共患难的妻子扬长而去，徒留焦晃一人伤悲。关于那十年，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只有部分的影像记录和文学描写，可以窥探几分。那十年对文艺界的动荡有多大？著名导演陈凯歌曾经在他的自传《少年凯哥》描写到两个人的命运结局：知青的生活有多苦？陈凯歌在他的自传中，同样做了具体的描写，即便是从文字中，我们也能感受到那种蚀骨的可怕和悲壮。那十年里，焦晃远离了舞台，远离了表演艺术。可列普科夫斯卡娅教他的即兴表演，并没有被他忘记，反而因为在下乡的无聊生涯中，成了他时时刻刻沉浸在自我的“内心表演”中，愈发张扬。丰富的想象能力，也让他内心构思出了一幕幕的独角戏。也许，这也是作为一个下乡知青唯一可以苦中作乐的唯一方式。这时候，焦晃遇见了他的第二段爱情，周姑娘的出现，温暖了他心中的悲凉，可很快，她的离开，却给焦晃带来了难以承受的沉重。那些年，他是不是也经常想起，在那十年中受害的那些艺术大家？是不是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结局？若非母亲的亲自陪伴，儿子的听话懂事，焦晃大约是走不出来的。幸亏，他走出来了。十年“运动”结束，年近40的焦晃，重回舞台。可这时候，距离他退休，仅剩15年了。乍一看，非常漫长的年华，可对于一个对戏剧有无限热爱的人而言，远远不够。没有了爱情，没有了事业，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的焦晃，一心扑到了话剧舞台上。时间很快地来到了1984年。这一年，焦晃的好友胡伟民导演了一部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男主演，是当仁不让的焦晃，但是，女主却难以抉择。正在着急之际，胡伟民找来了上戏刚毕业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李媛媛救场。而焦晃和李媛媛的爱情，又短暂地开始了。这部话剧，排练了整整六个星期。在这6周里，焦晃跟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李媛媛朝夕相处，李媛媛对话剧表演的心无杂念，全身心投入，对待话剧认真严谨，却又不失创造性的艺术魅力，让焦晃老师也沦陷了。只不过，这场忘年恋，终究是在女方家长的干预下，无疾而终。李媛媛更是在41岁的时候，因病而逝，给焦晃老师留下了一生的痛。焦晃老师曾经说：这是一段深藏在我心底的永恒的感情。和李媛媛共同主演的《安》剧，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舞台演出。这是焦晃老师在爱情上的第三次失败，对比于他越来越好的话剧事业，这样的爱情失败，像是平衡他坎坷人生的一道坎。《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公映后，整个上海滩都轰动了， “莎剧王子”的称号，就是这么来的。之后，他陆续排演了更多的话剧作品，成功在1992年退休之前，将自己磨砺成了话剧界泰斗。这时候，影视界也开始注意到了这位已经退休的话剧大家。在参与了许多影片表演之后，这才有了1997年《雍正王朝》的“康熙本熙”，而焦晃老师也终于在这一年，把前面数十年该得的荣誉，都拿到了。之后，焦晃老师身上，多了 “皇帝专业户 ”的标签，除了康熙，他同样接演了不少“皇帝”的角色。身为帝王的器宇不凡，不怒自威，情感细节，拿捏到位，这些都不是一日之功。角色终究是纸片人，演员和角色之间的距离，总需要我们花费心思去理解，去接近，去感受。举个简单的例子，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传闻中的陈芊芊》里，陈小千正是因为对自己所写的剧本中，人设的各种不合理距离感，被韩影帝拒演的同时，在一次感冒中，穿进了她塑造的角色中。真正地在陈芊芊的身上，感受这个角色的魅力和血肉之躯的情感变化。焦晃老师对角色的理解，正是如此，他每接到一个戏，光案头工作就得花费几个星期。重新梳理剧本，做满密密麻麻的笔记，角色的人物性格是什么，他做什么事，为什么做，怎么说话，节奏如何，每一点，他都得吹毛求疵。甚至他不惜重写一遍剧本，在努力让自己身上“长”出角色，建立角色的生活中，完全是不余遗力。和许多老演员在年老时跌下神坛不同，焦晃老师一生都没接拍话剧，演戏以外的任何广告，他不图钱，更不图名。只图一个投入创作的过程：我不想挣那么多钱，没用。而他第三任妻子陈晓黎的无条件支持，更是让他在表演上，多了几许任性。 2015年，第九届中国话剧金狮奖颁奖典礼上，组委会将最高奖项“终身荣誉奖”颁给了近80岁的焦晃。功名利禄，于他，不过是过眼云烟，五十多年的戏剧人生，他坚持自己是戏剧界的人，而不是娱乐圈的人。曾经，有90后戏迷在给他写了一首诗，对他的一生，做了最完美的描述： “瞧那老头儿/在舞台上晃了五十余载/清瘦得只剩下戏了/哟嚯嚯……” 焦晃老师的一生，坎坷却又幸运，执着而较真，他的戏剧人生，犹如一杯清茶，味道如何，得慢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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